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认识中国国防新常态

　　二、“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及其关键环节

　　三、“三海一体”及其力量配置

　　四、海上博弈及中国主要对手分析，策略运用

　　五、简短的结论

　　内容提要：“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航线是指东海和南海这两条主要起航线。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表明，伴随丝绸之路伸展的并非仅是商业，它还充满着竞争和冲突，海上丝绸之路也不例外。中国在这条线路上也有相当的利益需要保护。我们需要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确定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策略和节奏。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海上力量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中国已是亚洲的重要力量，而台湾地区则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这一安排。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沃尔夫斯堡稳操胜券，无往不利趋胜之道；海洋安全；三海一体；地缘政治

　　观点摘要

　　1.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 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沃尔夫斯堡稳操胜券，无往不利趋胜之道他并没有这么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而且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2.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 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 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3.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4.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 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5.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6.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 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 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过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7.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扞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 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8.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 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9.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 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10.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11.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使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步伐加快及陆上资源开发总体趋于紧张，海洋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进入2010年后，从“天安舰”事件起，围绕黄岩岛、钓鱼岛领土归属的危机事态相继爆发。2015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表明围绕中国东部西北太平洋海域所呈现的持续紧张态势已隐然有连锁发力的趋向。对此，依据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对其海上安全环境进行整体判断与思考，是十分必要的。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一线。东海和南海是这条线上的两条主要起航线。

　　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认识中国国防新常态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从大战略角度将海洋问题纳入“一带一路”的构建之中，这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海洋安全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

　　从定位来看，“一带一路”是带动中国外交各子战略的总体部署。因此，只有首先深刻把握“一带一路”的内涵，才有可能理解其他战略。就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一种具有哲学高度因而高于一般战略的世界观（国际观），它是当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和党的17大以来所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是有了当年的“三个世界”思想和政策，才有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国际环境，今天在看待与把握“一带一路”时同样需要有这种大思路。

　　但在现实中， 人们却对“一带一路”存在着两种误读：一是经济层面的产品输出或所谓“输出过剩产能”问题；另一个是军事层面的海外基地拓展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种误读。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要处理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即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这种看法是很不准确的，是以往的殖民时代“转移危机”的做法，绝对无法反映“一带一路”的思想。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西方式的居高临下的心理，是一种殖民扩张的思维。而习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以“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这意味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在一个阵营和一个平台上的，各方形成的是一种合作性的互通有无的平等合作模式。因此，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应注意强调上述合作原则，在适当情况下应该多借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宣传艺术，加强宣传的政治性。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于殖民扩张很反感，今天的中国不能在这些地区重复欧洲殖民主义老路。目前欧洲部分国家舆论将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丑化为历史上的匈奴扩张，它们还是戴着帝国主义的视镜看待“一带一路”，这需要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2013年3月习主席在出访非洲时专程赴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并于2015年6月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其用意绝不仅仅是回忆本身，而是要从老一代革命政治家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和智慧。将坦赞铁路与20世纪初沙俄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2]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体现出毛泽东的反帝反殖的外援理念，是用政治获得第三世界的友谊，而后者则遵循的是绝对的市场经济逻辑，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的扩张[3]。同样是铁路，坦赞铁路帮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中非友谊，中东铁路却让中俄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怨——也正因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4]。关于坦赞铁路，有人说毛主席不懂市场经济，即我们修这条铁路吃亏了。事实不是这样，后来中国进入联合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如按市场经济原则，这样的外交账怎么算？1965年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5]讲政治，就是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习主席在非洲凭吊坦桑尼亚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寓意深远，因为这条铁路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可以体现共产党人理念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习主席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6]，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这些都可以从坦赞铁路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解释。所以，不能把“一带一路”简单表述为过剩产能输出；即便要将过剩产能输出，也是要义先利后，互通有无，注重长远利益，其目的就是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形势。

　　通俗来说，外交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越多越好，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越少越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传统友好国家外，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留意观察习近平自当选国家主席以后的出访国家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是重点，其中还包括在南太平洋小国。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7]将这一讲话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其次是关于建立海外基地问题。既然海上未来风险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当然要考虑海外基地问题，但若因基地与沿途国家结怨，尤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化解的像沙俄在中东铁路上与中国结的那种大怨，那就得不偿失了。现在有些国家也邀请中国去设基地，其中既有友谊的成分，也有希望通过外交制衡抵消来自他国压力的考虑，对此我们不能期望过高。事实上，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与其大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长期抗衡的实力，即便是有合同作保障，也会随国家或其他政治领导人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利益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军事的力量，而军事的成败取决于补给线的远近，过于遥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极和南极等，中国可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存在，但要实行地区控制就十分困难。

　　当初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从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离遥远，当时沙俄根本无力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转让给美国还能与其结下友谊，共同对付英国，否则就会在英国之外再与美国结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谈，双方于1867年3月30日最终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售购阿拉斯加的协议[8]。对此，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解释说，“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俄国）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9]。同样的案例也曾发生在英国身上，1940年9月27日，在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毫无应对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首相于当月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罗斯福总统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丘吉尔将已无法控制的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将以99年为期租与合众国”[10]。丘吉尔明白，武器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引导美国与英国结盟，而没有这一点，英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基地问题同样如此。只有在国家资源补给乃至作战力量半径能够覆盖的地方才应纳入考虑范围。当然。任何一个基地都有个控制半径问题，有的半径小，有的半径大。比如，印度洋的控制半径可达全球，因为在此竞争的对手都是英美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海权大国。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环保的压力使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重要性几近粮食和水的“硬通货”。石油供应依赖海运，这就是印度洋海权权重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控制半径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取决于目标与本土的距离——钓鱼岛的在中国的控制半径之内，但如果南海距离再远一些的话，中国对其控制力就会同比下降。中国在东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钓鱼岛是其南下航线上的重要基地；中国在南海岛屿半径上的对手主要是美国，这是美国进入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线。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专力打通进入印度洋通道，而将结束东北亚战争的任务留给苏联的原因。最危险的情况是控制半径上有两个以上的等量对手，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1941年底对华作战半径拉得过长，并在中国之外又徒增美国这一对手。

　　二、“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及其关键环节

　　自秦汉开通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基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即东海和南海两条主要起航线及其安全保障问题。

　　两条主线路意味着两个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1]在这一起航线上的两个方向中，我们必须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12]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战略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撤出延安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3]今天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本质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年日本联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建立了是以德、意、日主导的轴心国体系，雅尔塔体系是战胜轴心国的结果。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一需求冲动对雅尔塔和平体系具有颠覆性质，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在上述矛盾图谱中，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并列为战略方向，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4]的错误，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15]，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要为轴心国体系“翻案”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而在美国建立的冷战体系这一次级矛盾中，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战中的美国“翻案”，而美国则更多的是借日本获利。

　　分清了这两类矛盾，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美国和南海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矛盾。以台湾问题为例，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实际控制着台湾地区，但它只是想借此敲诈中国大陆。日本则不同，它的真实意图是想让台湾地区重回1895年《马关条约》之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其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这说明日本仍觊觎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地区。反之，美国则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无视日本坐大，也会伤及美国的利益。但因距离遥远，首先受到伤害的肯定是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纵日本以遏制中国，目的是让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再当一次美国称霸路上的“战略清道夫”[16]。

　　自21世纪近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叶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消化战果难度，这是战争指挥员评估战争得失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17]—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18]，却可能因此失去了西太大势。如前所述，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乃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一旦中国与南海国家矛盾激化，后者就可能都会投入美国怀抱并产生与日本联手的冲动，这样中国就犯了“围渊驱鱼”、“围丛驱雀”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容易导致目前尚存且有利于亚洲和平的远东雅尔塔体系发生分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该地区相对封闭，对中国而言，它既不与印度洋直接相连也不畅通太平洋，巴士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又是美国海权的核心利益所在。依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突破可能会取得一些的胜利，但事后遗留下的副作用要比东海大且极难以消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有观点认为，南海石油资源丰富，因而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笔者认为，仅从石油资源角度考虑南海问题并不属于国家战略层面而属公司层面考虑的“坛坛罐罐”问题。战略是谋势的学问。资源的控制权只能在“形势”即国际体制中才能存在，不谋体制性的大势，资源的控制权是不可持续的。古人有“守险不守陴”的说法，险，势也；陴，城也。无势则城不保，资源控制同理。如果将三海连为一体观察，则南海对中国的西太平洋谋势不具有纲举目张或关键“抓手”的意义，却有配合和策应主要方向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的问题涉及的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要对手，即日本和美国，而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地区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台湾地区位于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利益线上，那么，它于美国则只能说是具有战略利益而无核心利益。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线在中、南太平洋海区，即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在西太平洋海区，美国要保的关键目标是马六甲海峡，这是其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利益。至于东北亚，成熟的美国政治家——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则不会对其倾注太多的资源。但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就必然会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

　　明乎此，我们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及其任务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即中国的目标不是争夺几处岛屿的“坛罐小利”，而是为布势天下，其抓手就在东海。

　　不仅如此，东海还是关乎中国整体安全的重要海域。东海北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居高临下，从东南方向包卷中国东北大平原。从朝鲜西进，便可进入一马平川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接着就进入中国东北，进而威逼京畿且直取中原，控制中国东部达八年之久。我们说东北事关中国全局安全，就是因为与山区和海上相比，在东北大平原可以形成成建制的、可持续的和大规模的装备制造及由此装备的集团军力，而没有成建制装备的大规模制造和递进及相应军力，就不能全局性地控制中国。日本先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造成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除本土外，日本能够长时期侵华的能力生成点就在朝鲜半岛继而占据中国平原面积最大的东北地区。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身处陕北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9月17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20]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已稳操共产党手中，接下来夺取中原已有胜算；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则使共产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已无悬念。

　　毛主席在1937年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一文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1] “三韩”即朝鲜半岛[22]，同样的道理，“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对于中国东北安全而言是关键。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3]与李自成进驻北京的当年即面临多尔衮率八旗军进逼山海关的形势相似，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美国便出兵朝鲜。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问题上，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朝鲜，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以南。中国的东北从而华北地区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乃至抗美援越）战争中实现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经验，对当前构建“一带一路”，推进其中的战略利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三、“三海一体”：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24]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25]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26]”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27]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8]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太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29]，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30]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

　　四、海上博弈及中国主要对手分析，策略运用

　　如前所述，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相当的利益需要保护，对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矛盾性质确定海上博弈的策略和节奏。

　　我们在东海要保卫的是经过浴血奋战获得得并由雅尔塔体系赋予的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海权和主权利益。这既合人情又合法理。人情基于历史权利，即台湾地区及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法理即由德黑兰会议相关文件（1943年）、《开罗宣言》、（1943年）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波茨坦公报》（1945年）等一系列文件构成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雅尔塔体系及其赋予中国的权利。这是目前亚洲和平的法理基础。从这个视角看，目前中国在海上的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具有很强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是中国东海斗争的天然优势；日本当前的弱势则在于它失道寡助。目前日本国内政治的一系列右翼化举动，包括议会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既不合人情，更不合（雅尔塔）法理。

　　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法国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七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因此，中国安全环境的好坏的标志不在于冲突热点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由此观察，目前中国开创的地缘政治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中国周边三分之二的地区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稳定的，二分之一的地区即整个北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反复告诫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困局，只要目标不是过于遥远，中国是有胜算的。这也是我们在东海敢于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那么，东海的破局点何在呢？笔者认为，应当在钓鱼岛一带。因为这里的对手（日本）力量最弱、最孤立，也最反动（反雅尔塔和平体系之动）。目前国际上、特别是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国家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主张，在此日本外交倍最受孤立。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离中国大陆近四百公里，根据前述海陆边际地带海权与陆权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中国大陆对东海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这将极大地抵消日本在该海域海权的技术优势。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是将所有的竞争对手们推聚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笔者）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31]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32]毛泽东“不能两面作战”策略思想在当前海上军事斗争中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前几年日本政要曾多次宣称日本已经具备核打击能力，但朝鲜发展出核武器对日本的核力量造成了严重对冲。从捍卫雅尔塔和平体系的角度看，日本的核问题对亚洲和平更具危害性质。由此而论，目前的朝核谈判应向东北亚扩大，应将日本的核问题纳入其中，将谈判议题从“朝核问题”扩大为“东北亚核问题”。

　　我们应该借鉴“抗美援朝”模式以应对未来的东海冲突，即将其限制在非国家作战层面。当时中国援朝部队被称为“志愿军”，这为后来改善中美关系留有了余地。如果将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类斗争保持在非国家层面，就可为日本的盟国美国在中日可能出现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以及冲突后中日关系的改善留有余地。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在非核心利益上不会为日本遑论台湾地区作出什么大的牺牲。

　　与中南半岛相比，东北亚离美国从北美洲到马六甲的海运主干线和利益较远，因而对其实际利益影响并不大。因此，当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国立即采取限制战争的措施，为此撤了不愿收缩战线的麦克阿瑟。1954年，美国与台湾地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却不愿为后者的防御做任何牺牲。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为了台湾地区自身的利益而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是不大可能的选项。1972年尼克松总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事前最不知情的就是视美国为盟友和靠山的日本和台湾当局。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未来中日间真的在东海发生冲突，很难想象美国能为日本做出多大的牺牲。类似的例子还有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下的赌注最大，时间最长而理想主义最少的战争。结果又如何呢？结果还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迅速从越南撤军并与中国和解，美国曾向南越政权做出的承诺最终沦为空谈。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对当今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多打些折扣。

　　退一步说，即便有心，今天的美国也失去了帮助日本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自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 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33]。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为1.7%，2009年猛跌至–18.7%。[34]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产值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35]。其中还有相当比例的军火生产。实体经济的产品更多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美元的走势依靠国际石油交易总量支撑。如果世界大宗产品交易使用美元，美元就会坚挺；反之，则疲软。目前石油仍是世界大宗产品交易中居首位的是商品，如果石油继续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美国国内的金融财阀就会拿出一部分收益资助为石油美元而战的政府决策，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控制住中东的局势，如果失败，就不能保证石油交易持续使用美元，美国政府就会因得不到金融财阀的支持而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

　　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根本[36]，但这恰是美国的弱项，也是金融财阀所需要的弱项。惟其如此，美国政府才能对财阀的资产形成严重依赖。奥巴马总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上台之初就提出“再工业化”政策，但事实证明，该政策推行所遇到的国内压力极大，主要是来自金融财阀的压力，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素有美国“汽车之城”的底特律政府的破产。美国实体经济疲软不振，就得继续依赖石油美元，为了维持石油美元的地位，就需要依靠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在人类历史上，依靠对外战争拉动国内生活的国家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下任总统面临的国内财阀要求资产保值的压力将持续上升，所以也会动用一切力量遏制中国，最近，出现了美国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伊朗核协议的最终达成等一系列进展，今后两年还会陆续出现美国与一些热点国家的和解，这些都是美国将力量向中国汇集的征兆。

　　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习主席说中国要有强大实体经济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形势比较有利，国际金融大量涌入亚投行的现象说明，美国的金融资本有流入中国的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其资产保值并在保值的同时伺机扰乱中国金融秩序、制造金融继而政治动荡。因此，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应包括驾驭国际资本运作的知识和能力。革命之初，中国曾拒绝资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会了如何驾驭国内资本；亚投行成立后，国际资本纷纷涌入，这迫使中国还要学会如何驾驭国际金融资本。否则，在国际资本对世界政治仍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资本冲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就无法应对国际金融资本的挑战。

　　五、简短的结论

　　分清敌友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分清了敌友，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整个事件进程的链条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技术的优劣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显示。19世纪末，黄海对于中国而言还是远海，日本和美国所具有的海洋军事技术优势可以在此显现出来。但当前中国已具备远程导弹打击能力，日本和美国的海洋军事技术在近海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中国的大版图所释放出的巨大国防张力所抵消。中国政治经济的辐射范围已可覆盖周边，周边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也有着较大的依存需求，因此，它们始终与美、日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一般而言，它们不会为美国和日本而与中国彻底决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只要不到远处扩张，天时、地利、人和这几方面中国都占据优势。

　　风已起于青蘋之末[37]，美国正在将其力量向远东集结，挑战正在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天要“下雨”，英国张伯伦忙着躲雨，而苏联斯大林则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是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殷鉴不远，对此，我们要有预案。

　　[1]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 这条铁路1896年12月曾被正式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民国后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3] 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时，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实行股份制，俄方占51%，但俄方家属的一切花销都由中方负担，最终俄方收益达30多个亿。绝对市场经济逻辑的结果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虽然沙俄有援助中国的动机，经济上也获得了利益，但却与中国人民结了怨。

　　[4] 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国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是2000公里。与苏联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关于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2年3月2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161~1162页。

　　[5] 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6] 习近平在2014年4月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新疆工作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https://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140504/18479848.html。

　　[7]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https://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8] 这桩交易，参阅[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6～103页。

　　[9]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8页。

　　[10] 参阅“美国与英国商妥租借基地的换文”（1940年9月2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96～999页。

　　[11]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12]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曾将中国海南岛视为“第二个台湾”。参见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14]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5]2011年6月1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东京与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西洛举行了会谈。鉴于当时的南海形势，菅直人与苏西洛就确保周边海域安全密切合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两国将在外交、防务及经济领域定期举行部长级对话。参见《日本印尼就确保海洋安全达成一致定期举行部长级对话》https://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65223.html。

　　[16]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实施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始终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参见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17] 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是编成为“满洲军”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沃尔夫斯堡稳操胜券，无往不利趋胜之道你都不懂，沃尔夫斯堡稳操胜券，无往不利趋胜之道你是干什么的？”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8]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21]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22]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2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24] 笔者在这两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对的制陆权来自绝对的制海权，而绝对的制海权同样也来自绝对的制陆权；而没有陆战的胜利，海战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张文木：《论中国海权》（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25]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页。

　　[26]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27] 转引自《日本知名学者：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东北亚》，

　　https://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09/1910806_0.shtml。

　　[28]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全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3页。

　　[29] 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30]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s://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33]盛垒、洪娜：《美国“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第80页。

　　[34] 2007～2011年美国制造业增长情况

　　[35]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页。

　　[36] 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7] [战国]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陈宏天、赵福海主编：《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0页。